在9月7日民调结果公布之后，不但英国举国震动，就连世界的其他角落也能隐隐听到雷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国祚三百年，一向海晏河清，堪称近现代主权国家之典范；当这个国家的主权出了问题，难免引起一些物议。苏格兰独立所造成的英国主权和宪政危机，是否象征着现代主权国家机制的动摇乃至瓦解？

物议毕竟只是物议，但在世界各地，确实已经有不少声援或响应苏格兰独立的声音。例如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就在11日刊登一篇文章，记录了美国境内三个分离主义团体对本次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态度。在受访的三家团体“佛蒙特第二共和国”、卡斯卡迪亚独立运动与“南方联盟”中，受访者都对苏格兰人能够获得公投自决权感到羡慕，也对苏格兰方面的宣传策略表示赞赏，直言苏格兰此次“让分离显得很性感”。而在一篇刊登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作者的视野不但包括了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在美墨战争前德克萨斯州一度为一独立的共和国），还跨过大洋，介绍了比利时弗拉芒大区、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与加泰罗尼亚、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等存有分离主义活动的地区对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反应。与之前提及的三家美国分离主义团体类似，这些团体大体上也对本次公投和苏格兰迄今为止的宣传策略表达了赞赏与支持，也对结果表示乐观：即便这些团体对苏格兰能否独立保留态度，但对他们而言，只要本次公投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再度激起对分离主义的讨论和对国家主权的质疑，“苏格兰人就已经胜利了”。文中还提到台湾《苹果日报》上刊登的“挺独”言论，难免令国内读者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感。

虽然苏格兰公投已经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但其主要的政治影响仍然局限在欧洲，尤其是在欧盟范围以内。《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引述了前任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的发言，表达了对本次独立公投的担忧。罗伯逊表示，在苏格兰公投的鼓舞之下，欧洲将有可能爆发多米诺效应，各国的分离主义乱流将导致欧洲“巴尔干化”。这并非夸张的忧虑：仅就西欧而言，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比利时弗拉芒地区已经具备了完善的社会制度、发达的经济体系和健全的代议制地方政府，主权独立的物质基础并不比苏格兰差（虽然他们无疑也必须面对建立独立经济管治体系的严峻挑战）。苏格兰独立一旦成功，对这些起点较高的分离主义者而言便不再只是精神鼓励，更是实际操作方面的指南，刺激地方政客将分离主义主张直接推上议事日程，从而对国内与国际政治造成严重干扰，乃至令“裂土分疆”成为事实。

然而，当蝴蝶（也许是幺蛾子？）在苏格兰高地扇动翅膀的时候，西欧大地上一定会刮起风暴么？

首先有必要澄清公投自决的权利问题：一个地区有先天（因而普世）的公投自决权么？根据《联合国宪章》，自决权属于“人民”People而非“民族（国族）”Nation, 这显然是一个灵活而模糊的界定，为分离主义活动落下了一道闸门。在国际法判例当中，也并不存在一个“先天自决权”：实际上，根据伦理哲学家艾伦·布坎南（国内一些媒体将他与经济学家詹姆斯· 布坎南混淆）的理论，一个“普世”的自决权至少应当以主权国家对要求独立之族群的迫害历史为前提（对于迫害历史的裁定，显然是以国际政治利害为主要考量），而在主权国家与其下辖的有独立意愿的地区，也可以通过专门签署协定来进行授权，赋予该地区以特别自决权。很显然，本次苏格兰公投属于布坎南归纳的后一种特别自决权，而非大多数分离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前一种先天自决权；苏格兰独立因此并没有让先天自决权显得更加可靠，而只是在特别自决权的判例上又增添了一笔罢了。实际上在苏格兰之前，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已经被授权公投了两次，今年的苏格兰公投在法理上并无那么大的独创性。有鉴于此，在分析其他分离主义运动时，对每个个案的国际与国内政治背景进行专门的观察，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观察之下，所谓“苏格兰模式”在与苏格兰最类似的两大分离主义地区，即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比利时弗拉芒大区，又有着多大的可复制性？

首先来看加泰罗尼亚。其实早在苏格兰公投迎来9月7日“绝地大反攻”之前，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就已经开始了通向主权独立的政治程序。今年3月25日，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所谓“加泰罗尼亚主权声明”违宪且无效，由此也否定了在现行西班牙宪法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公投自决权；而在4月8日，西班牙参议院也以299票反对读47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关于在今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的提案。在政法两界的“双保险”作用之下，加泰罗尼亚独立至今仍停留在社会层面，顶多以群众集会形式简洁影响政治，难以进入正当程序。

比利时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西班牙虽然对地方下放不少权力，但在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这也正是法院与议会裁定加泰罗尼亚公投提案违宪且无效的底气所在），仍属单一制国家范畴。现行比利时宪法则不同，明确规定了比利时是联邦制国家。比利时联邦议会也具备深刻的族群特征：没有一个参议院主要党派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所有主要党派都可根据其所使用的语言和经营的地域区分为法语-瓦隆大区或荷语-弗拉芒大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比利时现行的开放名单比例代表制让小党更容易在选举中赢得席位（也意味着对大党的相对制约），且要求政府必须具备绝对多数，这使得主要政党为成功组阁必须长袖善舞。如在持续一年半的2010-2011年比利时组阁危机之后执政的政党联盟，就既横跨荷法两大族群、又包揽中左中右两种意识形态。而在执政联盟寻求进行重大政治改革（如近年的比利时政制改革）时，不但要在联邦议会取得三分之二赞成票，还必须送交国内各地区、各社群的自治政府进行审议表决。这样的制度设计固然令政治决策过程更为冗长，却让支持分离主义的政党如“新弗拉芒联盟”即便在联邦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也很难通过正常程序推进分离议程。而在另一方面，比利时高度分权的联邦制权力结构，足以在大多数事务中消减中央政府一言堂的负面影响，使得主权独立不再显得那么诱人，主要政党挑起独立议题的政治成本也因此提高。即便比利时在复杂的制度设计中依旧误打误撞、走到分裂的关口，鉴于弗拉芒与瓦隆两大区在比利时国内平分秋色、无论哪一方分裂都意味着国家完全解体，比利时历史悠久的君主立宪传统也能起到维护和抢修作用，在平时维系不同族群之间的精神纽带，在危急时刻则以象征性的君权为政治协商构建平台。

由此可见，即便与最接近的两个“难兄难弟”相比，苏格兰独立在技术层面的借鉴意义也并没有那么大，简单嫁接“苏格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苏格兰在1998年苏格兰法案之前隶属于西敏制的严格统治之下，不具备最起码的自治权，地方行政大权掌握在伦敦方面“空降”的官僚系统手中。这在20世纪晚期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动荡中加深了苏格兰与伦敦之间的隔阂，并最终在苏格兰法案授权苏格兰建立地方议会之后逐渐爆发，演变为2011年“独派”民族党当权、以及今年一发不可收拾的独立公投。由于联合王国并无成文宪法，而不列颠对苏格兰的主权主要以1707年联合法案为依据，当卡梅伦首相出于策略考虑“欲擒故纵”、准备用1到2年时间打垮民族党，从而签署《爱丁堡协定》时，这场豪赌便已开盘，而不列颠的存续也就此坐上了一趟危机四伏的过山车。在这一过程当中，经济、社会层面的长期因素容易复制，但从地方权力机关之设计、到宪法解释、再到中央政府的最终决定，每一道制度性阀门都极难打开。尤其是在各国政府目睹卡梅伦“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窘状之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会对主权问题慎之又慎，分离主义者通过政治程序堂堂正正“搞分裂”的策略非但不会变得更容易、更可行，反而会面临更多的阻挠。

然而，并不能就此认定苏格兰独立运动只能对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分离主义运动造成麻烦和阻碍。如果从独立公投这一孤立的政治事件向后退一步，我们并非不能发现分离主义与欧洲之间的相关性。在8月22日刊登于《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被认为是21世纪早期欧洲地方主义乃至分离主义活动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西班牙到德国，扩大地方自主权的诉求虽然在程度上有强弱之分，但在根本动机上却没有什么区别：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欧洲经济发达地区对传统民族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小。在18到19世纪，一个在语言和政治上集中统一的民族国家不但意味着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也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区域性自由市场；而随着欧洲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间接弱化（亦即对国家主权之经济重要性的直接弱化），以主权国家疆域为界的区域性自由市场被更广域的欧盟自由市场所取代，经济发达地区由此不再视中央政府为市场的开拓者与维持者，转而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税务官。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视中央政府为不称职、甚至不正当的统治者，一度被视为“内在”的主权支配如今被视为“外在”，对当前政治权力分配提出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与之相对的，地方主义者对欧盟态度友善，甚至常常将自身塑造为克服民族国家范式、拥抱新欧洲价值的先驱。这不但是他们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地方主义/分离主义与欧洲共同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便不难发现，苏格兰独立虽然是目前欧洲进展最快的分离主义运动，其经济基础甚至还没有它的“跟班”们牢固：苏格兰的生产率低于英格兰东南部，而无论加泰罗尼亚还是弗拉芒，在所属国家内都具备绝强的经济实力。虽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程序仍旧可以维持领土完整，但随着欧洲一体化陷入胶着与争论，分离主义者的活动几乎势必会越发壮大。面对更加割裂的社会现实，强硬的拒绝与温和的怀柔，两种策略各有优劣，恐怕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分裂问题。也许可以说：在政治体制比较成熟、（民主程序下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的条件下，苏格兰独立作为个案，未必算得上骨牌，但确实是一针鸡血。政治家们大可以躲在议会和法院的金城汤池后面高枕无忧，但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危机四伏，必须用更广阔的视野、更切实的手段加以应对。回到《大西洋月刊》里一位美国分离主义活动家的话上，苏格兰的独立虽然不意味着分离主义路线更加可行，但确实已经让它显得更为“性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