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科宾(右二）与他的影子内阁成员们。

开民调公司的人有福了：9月12日，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顶住了来自党内高层的压力，以59.5%的超高支持率成为工党新一任党魁，印证了各方民调数据一直以来的预测。自从5月7日大选以来笼罩在民调业界的阴霾，至此也算是得到了一点澄清。

但民调公司的“准确”预测，丝毫不能掩盖科宾崛起的戏剧性。在参与本次工党党首角逐的四名候选人当中，另外三名候选人都出生在1970年前后、曾在牛津剑桥深造，以研究员与顾问的身份进入工党高层，可谓布莱尔-布朗时代以来的少壮派精英；而在最后时刻才宣布参选的科宾在1983年就已成为议员，与布莱尔和布朗同期，却在后座的冷板凳上坐了32年。在科宾宣布参选的时候，党内议员当中愿意为他背书的人数寥寥无几，而为他提名的人数直到提名截止以前才勉强凑齐。科宾的个人形象也充满了戏剧性：素食主义者，没有私家车，平时只用自行车代步；在所有议员当中，他申报的公款开支处于最低水平。

在这出戏剧里，杰里米·科宾的形象很鲜明，但也很复杂。在他斯多葛派贤者的表象之下，依稀可见一段基督山伯爵般的过往：他曾经追随过的工党左翼硬核派(Hard Left)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在1988年曾对时任工党党首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发起挑战，却以11%对89%的悬殊差距告负。当时金诺克代表的工党领导层正试图修改工党党章中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第四条，以淡化工党意识形态中不被欢迎的社会主义部分，向更温和的欧式社民主义政党转变，而本恩则多在工会与社运团体间活动，立场正与金诺克等主流派相反。随着本恩在1988年一蹶不振，工党主流派逐渐将党内左翼排挤出核心圈，而修改党章第四条、确立新式社民主义路线的任务也由托尼·布莱尔在1995年完成。紧接着在1997年与2001年，布莱尔又用两场压倒性的大选胜利实现了金诺克的夙愿，宣告了“工党现代化”时期的到来。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科宾的复仇性格表露无遗。根据统计，科宾在2001-2010年间参与的1678场下议院表决当中，总共有410次作出与党鞭要求相反的选择，可谓党内首屈一指的造反派。在布莱尔政府宣布加入阿富汗战争之后，科宾便立即加入反战组织，在其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即便在宣布参选党首之后，科宾也完全没有浪子回头的意愿：他悍然提出对铁路与能源产业重新进行国有化，并主张所谓“人民的量化宽松”，要求英格兰银行通过货币手段增加政府投资以刺激经济建设，被认为是对英格兰银行政治中立性的侵犯。虽然经济学界对“科宾经济学”的评价莫衷一是①，但他通过激起如此蓬勃的争论，显然已经践踏了当代工党“绝不要提出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一铁律——当然，这一铁律也是“工党现代化”的一部分。

如今，科宾的胜利已成事实，复仇的大戏也演到了高潮部分。反对的声音依旧高涨：甚至连在科宾影子内阁中担任下议院议长的克里斯·布莱恩特(Chris Bryant)也公开宣称，他曾因为不认同科宾的防务政策而拒绝担任影子国防大臣，并直言科宾的领导将注定遭遇陷入坎坷。不过，也存在诸如前党首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在内，呼吁党内同志捐弃前嫌、共赴党难的声音。摆在科宾与工党前的局势当然是危险的：工党刚刚在5月份丢掉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大选，让保守党完全掌握了白厅的权柄。继续内讧下去，最高兴的自然是稳坐唐宁街的卡梅伦，与摩拳擦掌的奥斯本。

没错，在工党上演一出《科氏孤儿》的时候，保守党那边也有一出大戏即将揭开帷幕。试联想BBC版《纸牌屋》的剧情吧：在老辣的弗朗西斯·厄克哈特(Francis Urquhart)领导下，后撒切尔时代的保守党政府牢牢地守住了80年代确立的优势，不但连续赢得大选，还逼迫与自己政见相左的国王逊位，把国政彻底玩弄于自己手中。这样的情境当然是经过了夸大的（至少女王还没有驾崩），但如果对照后撒切尔时代保守党的历史，不难发现虽然保守党在2015年大选中赢得的多数极其微弱，却已经把本届卡梅伦政府推到了最接近于《纸牌屋》中厄克哈特政府的位置：即便受到党鞭纪律松弛的影响，使得保守党的多数席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意义，但鉴于其他主要政党也都无法对保守党造成掣肘，保守党在西敏可谓占据了约翰·梅杰以来最有利的位置。

 《纸牌屋》中虚构的保守党首相弗朗西斯·厄克哈特(左)。

已经在政坛掌握先手权的卡梅伦-奥斯本政权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试图把2015-2020任期打造成保守党下一轮长期执政的新起点。这一场新的《纸牌屋》，其起点便是由奥斯本在7月8日发布的夏季预算案。与撒切尔时代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或90年代约翰·梅杰内阁的预算案不同，奥斯本的预算案虽然坚持了严控财政赤字的紧缩方针，但在立意上已经完全摈弃了近乎教条的货币主义与小政府主义策略，可谓一份代表了“后撒切尔时代”保守党立场的预算案：正如Anatole Kaletsky所言②，奥斯本的经济政策摈弃了以往着眼宏观指标与意识形态要求的方针，意在通过微观层面影响企业与个人选择，从而解决经济增长迟缓、生产率停滞、企业投资不均匀等问题。政府干预已经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预定的恶，而是一种可以有限且有效使用的手段；而本届保守党通过这份预算案所要传达的信息也不再是“战斗的新自由主义”，而是一种经过了改革的“21世纪一国保守主义”，在名义上承袭了卡梅伦本人在公开场合一直推崇的维多利亚时代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理念。

 本杰明·迪斯累利（1804-1881），维多利亚时代保守党政治家，曾两度担任首相，在任内确立了名为“一国保守主义”的政治路线，主张有限度地团结国内的不同诉求与意见，以稳固保守党的统治。卡梅伦曾称其为自己最钦佩的保守党人。

这里没有必要过多阐述迪斯累利的思想，以及卡梅伦与迪斯累利之间的思想连续性。想要了解奥斯本夏季预算案的政治意义，只需观察其中的一条政策即可：在夏季预算案中，奥斯本许诺在2020年前将全国最低时薪上调至9英镑，届时英国将成为OECD诸国中工资水平最高的国家。这条政策的最早出自今年大选前工党的竞选纲领，如今出现在保守党政府的承诺当中，未免有“剽窃”之虞。但在“剽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套完善的经济逻辑：经济学界也预测，奥斯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对英国全国工资水平的提升、以提高总体生产率。他对企业税的减免，实际上只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利益交换。 而根据《经济学人》文章的分析，这一“剽窃”之举也是卡梅伦政治策略的产物：和德国的默克尔一样，卡梅伦在赢得2015年大选之后，丝毫没有浪费自己手中的优先权，而是无时无刻不利用手头上掌握的充裕政治资源，抢占所有热门政治话题，从而强行霸占政坛光谱的主流部分（一般而言也就是中间部分），实现长期执政。

不得不承认，在执行所谓“默克尔策略”方面，卡梅伦是近年来罕见的行家里手。在2010年的联合政府时期，他便已经利用同性婚姻法案、苏格兰公投和退欧公投等议题全方位抢占话语权，虽然远称不上滴水不漏，但在牵制敌对政党方面却起到了奇效。如今大选尘埃落定，手握更多资源的卡梅伦还将继续施展“一国保守主义”的魔术，而奥斯本也将为保守党筑起一个更为稳健的政策基础。在这样的组合面前，一味追求“政策受欢迎度”的工党现代化路线终于碰壁，而幻灭的选民也把希望投向了来自遥远应许之地的科宾——他也许不是很容易让人接受，但他至少有节操。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竞争对手不同，只有在投票给科宾之后，工党选民们才能切实地感受到，原来自己的这一票还是有“作出选择”的意义的。

科宾崛起的“复仇”大戏，便是以工党走投无路的悲凉现状为背景的。科宾领导下的工党，到底是毅然决然地走上重新执政之路，还是继续充当失望选民宣泄自身不满的出气筒？目前来看，科宾似乎走的是第二条路，但这条路不可能一直走下去。这条路的终点将必然是一道悬崖，在那里挂着一块牌子：“最忠诚的反对党”。只要从这悬崖上跳下，科宾与工党的政治生命，恐怕就真的完了。

①金融时报，Free Lunch: The Importance of Corbynomics, 作者Martin Sandbu

②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blogs/anatole-kaletsky/budget-2015-osborne-is-no-child-of-thatcher

③经济学人，the Statecraft of Davela Merke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