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徐一彤 > 铁王座,空王冠——工党党首竞选小记

铁王座,空王冠——工党党首竞选小记

 
(工党党首竞选人。左起:里兹·肯达尔Liz Kendall, 安迪·伯恩汉姆Andy Burnham, 伊维特·库珀Yvette Cooper, 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
 
 
2015年诚可谓工党的灾年。在5月份大选中经历了一场“离奇”的失败之后,工党折戟议会左岸,党首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饮恨辞职。而紧随其后的工党党首角逐,也从一开始就状况频仍:先是尼日利亚裔的影子商业大臣楚卡•乌木纳(Chuka Umunna)在宣布参与竞争后短短三天便意外退出,又有党内左翼老将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后来居上,局面一时间焦头烂额。
 
在如今的工党内部,右翼有主张团结中产阶级、笼络企业的新工党布莱尔派,左翼有出自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将自身与传统的社民主义严格区分开来)、主张联合工会与社运团体的激进派,而不少既反对左翼激进化倾向、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怀抱同情的中左翼(其中包括前首相戈登•布朗及其追随者)政客则被夹在中间。目前工党内部得到超过35名议员提名的四位正式候选人,正好体现了这一格局:最左翼的杰里米•科宾在1983年初次当选议员之后便加入了由党内左翼组成的“社会主义运动小组”,又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领导了国内的反战运动,还得到了多个主要工会的赞助;而最右翼的里兹•肯达尔(Liz Kendall)则得到“新工党”布莱尔派的支持,成为党内中右翼(所谓“蓝色工党)在本次竞选中的唯一代表。至于另外两位候选人,曾任影子内政大臣的伊维特•库珀(Yvette Cooper)和安迪•伯恩汉姆(Andy Burnham)立场虽然远不如科宾那般激烈,但对社会不平等和产业国有化等议题的态度比肯达尔更积极。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工党似已被逼上十字路口,只能选择一条路线继续走下去,短期内没有谋求会通圆融的可能。
 
为什么工党会陷入如此的混乱?要理解工党目前的困境,有必要首先注意到2010年以来英国两党制(或两大一小制)的动向:在2010年布朗政府下台之后,统治工党乃至英国长达13年的布莱尔-布朗轴心(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就此告终,此时工党内部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分裂。虽然在现在看来,艾德•米利班德与艾德•鲍斯(Ed Balls,前影子财相)领导的工党在大选前夕呈现出比较清晰的反对党格局,但如果把时间回溯到2010年9月工党党首选举,当时艾德•米利班德在连续三轮投票中都落后于自己立场更偏中右的哥哥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直到最后一轮决选中才以1.3%的微弱优势涉险过关;而如果再观察艾德•米利班德的得票成分(注:工党在2014年以前采取选举人团制,议会与欧洲议会议员、普通成员和下属工会与左翼组织分别占三分之一权重),不难发现他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源于立场相对最激进的下属组织板块,派系之争的苗头已依稀可见。直到2012年工党年会,党内民调数据仍显示艾德•米利班德难孚众望,但因为同期保守-自民政府已经逐渐展开其财政紧缩政策,使得工党自然而然地进入反对党状态,其内部问题在表面上得到掩盖。而从2014年开始,随着政局逐渐转入大选轨道,以“红艾德”著称的米利班德逐渐收敛作为反对党领袖的锋芒,政策主张逐渐转向中道,而工党右翼对他的态度也由公开质疑转为旁敲侧击,这显然是出于对保守党的顾虑而采取的策略。实际结果则比米利班德所期望的要差得多:工党不但在英格兰地区毫无起色,还把整个苏格兰地区拱手让给了擅长抢占激进主义高地的苏格兰民族党(SNP),迎来了一场近乎耻辱的惨败。
 
工党2015年的迷茫,因此并不是一个“国王已死”的问题:工党从2010年以来就没有“国王”,即便艾德•米利班德也不是。工党的上一任“国王”可能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的布莱尔-布朗轴心用一场压倒性胜利终结了保守党连续18年的执政周期,也在之后的13年时间里培育了整整一代工党政治家。上文所提到的工党政客当中,前党首艾德•米利班德与前影子财相艾德•鲍斯都曾为戈登•布朗担任经济顾问,而大卫•米利班德则是托尼•布莱尔帐下的主要智囊。目前参与角逐的四位竞选人中,有两人(伊维特•库珀、安迪•伯恩汉姆)都曾在布莱尔-布朗时期担任要职,而站在党内光谱右翼的肯达尔与楚卡•乌木纳虽然都是在2010年才当选议员的新人,但其政见显然受布莱尔派影响甚重,与新工党所主张的“工党现代化”议程一脉相承。所谓“工党现代化”的主旨,亦即接受撒切尔以来中产阶级选民崛起、工人阶级选民衰落的现实,把工党从一个阶级本位、意识形态本位的传统社民政党转变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追求政见中位数(亦即民意正态分布的最高点)的“新型”社民政党。正是以这一大课题为背景,“红艾德”才不得不在2014年匆匆将自己漂白,努力向“负责任”的中道路线靠拢。
 
无论新工党的“现代化”议题如何“与时俱进”,2015年的结果无疑给工党上了沉痛的一课。但由此断言新工党路线就是2015年工党死去的“国王”,也还为时过早。与其认为2015年的选战失利推翻了新工党的叙事,即“中庸者胜”,不如认为这场失利只是开启了两种叙事互相竞争的可能:其一当然是新工党的叙事,其二则是反新工党的叙事。而且在这两种叙事当中,就目前而言,前者反而声威更大,势力更强。后者之前一直比较边缘化,甚至谈不上能对新工党路线构成威胁,直到杰里米•科宾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点。从政见上看,杰里米•科宾主张将铁路与燃气部门重新收归国有,并用强硬的凯恩斯主义手段振兴陷入去工业化泥潭的北英格兰经济;他主张废除大学学费,赢得年轻人的欢迎;而他对巴勒斯坦、玻利维亚等国家地区的亲密关系,对于自撒切尔以来苦心经营的“英美特殊关系”也构成了猛烈冲击(但对于不少年轻选民而言,确实也是投其所好)。这一系列的主张彻底逆转了2010年以来由保守党方面所鼓吹的紧缩路线,即便在工党内部也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保守党更是对他冷嘲热讽:《每日电讯报》甚至刊文号召保守党选民去工党分部登记投票支持科宾,以彻底“毁灭”工党的未来。不过根据最近的民调数据,科宾从8月以来便一直以明显优势领先其他对手,甚至在非工党选民中的人气也颇为不俗。虽然民调数据不可尽信(2015年大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也足可证明科宾的崛起,如今已成为无法忽视的事实。
 
来自新工党和保守党的非议与嘲讽往往强调科宾主张的不切实际、幼稚乃至“放肆”,仿佛他只是现行体制下的一个造反派头子。但正如前文所述:杰里米•科宾在党内的资历之深厚,绝非其竞争对手可比,他所属的派系与其说是新生的乱臣贼子(诸如同样强烈反对紧缩政策的罗素•布兰德Russell Brand),不如说是苏醒的燃烧军团(比如80年代工党左翼宿将托尼•本恩Tony Benn)——他领导的不是一场对新工党路线的稚嫩逆反,而是曾在工党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的“另一种可能性”:无论是他所参与的“社会主义活动小组”,还是后来催生出布莱尔-布朗轴心的新工党运动,本质上都是1979年工党惨败造成的意识形态大分裂的产物。没错,科宾极力主张国有化,让人联想到艾德礼以来的所谓“老工党”:但在历史上,科宾所追随的并非“老工党”一脉,而是和新工党一样,由对“老工党”的批判性反思而起步的党内新左翼。由此看来,也难怪下野后在政界惜字如金的戈登•布朗亲自出面干涉,告诫党内人士谨慎选择,不要被激进路线冲昏头脑:面对这位1983年当选议员的老将,只有同样在1983年当选的布朗才能在经验和资历上与之匹敌。
 
距离9月12日工党党首选举只有大约三周时间,工党党内的格局与其说类似哈姆雷特,不如说类似冰与火之歌:拜其在两党制内的稳固地位所赐,工党的“铁王座”依旧岿然不动,但觊觎者之间的关系形如封建领主,互不统属已成定局——肯达尔宣布若科宾胜选将联合其他议员组成压力团体与之抗争,而工党新左翼与党内主流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若即若离,爱憎交加。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哪个派别取得胜利,工党的未来五年都将过得极为艰难:财相奥斯本扬言将财政黑字写入法律,构建长期统治基础的意图昭然若揭。到底是用“务实”的新工党路线继续与保守党争夺中位数,还是用激进的新左翼纲领彻底扭转棋局的走向?因为无论走哪一步都有可能万劫不复,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仍需要时间来摸索,但留给工党的时间恐已所剩无几。
 
更何况,工党除了角逐那座决定了行动的“铁王座”,更需要认真地思考那顶决定了精神的“空王冠”:在70年代以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失败面前,工党能找回失去的灵魂么?或者说,工党还有“灵魂”可言么?这正是工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用黑格尔的话说,工党要想继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政治势力而存在,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欲望”,并用行动去克服它;但从达尔文的角度看,工党似乎已经向生态系统的底端退了一步,需要在意被淘汰的风险了。
 



推荐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