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和编剧在刻画民国文学界角色（这里姑且不作“左翼”的限定）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演员打破第四面墙的做法太生硬了，聂绀弩在山西的那一场独白最好拍成运动镜头，保持与聂绀弩的距离不变，而不是让聂绀弩走到镜头前。然而导演好像是生怕观众的眼睛捕捉不到关键的信息，所以把聂绀弩的脸画了一个大红圈加一个下划线，标了五个五角星，呈现到观众鼻子底下。鉴于当时左翼文学界的人一个比一个冷门（连端木蕻良这么别具一格的名字都知之甚少，更何况聂绀弩），导演和编剧强调历史人物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但这不等于强调王千源，观众对王千源的脸还是很熟悉的。恰恰相反，通过强调了王千源，聂绀弩的形象似乎反而被湮没了。

角色的刻画还只是表面上的问题，角色的塑造则面临着近乎壁垒一样的局限。对二萧感情生活的表现有些太强调感受性，以至于后半段两人发生观点争执时，观众以为他们只是一对喜欢找宏大借口的小夫妻。我不认为编剧就是要把二萧写成这样的小夫妻，但在当前的观影环境下，观众确实很有可能借此将角色矮化，这一点值得注意。鲁迅的出现则让人有一点生气，他说着一些不自洽的格言，继续扮演着教科书里那位出现在《少年闰土》《孔乙己》标题下面的正楷小字那样充满了文化权威的父亲符号。联系到片中他对萧红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影响，以及萧红最后的结局，这样略显片面的处理很容易在无意中让观众以为，鲁迅只是照顾了萧红在上海的生活，然后巩固了萧红执拗的性格；而更可怕的是，当“鲁迅”这个充满了文化权威的父亲一出现，观众甚至会囫囵吞枣地认为凡是鲁迅说的都是对的，凡是鲁迅要我们做的我们到死也要做。这恐怕与鲁迅本人的创作意图相反，也与编剧的创作意图相反。但很可惜的是，正因为这一问题的局限，《黄金时代》的鲁迅虽然说话比我们想象中更温和，却并不像《铸剑》的眉间尺，更像《项羽本纪》里的秦始皇。

至于其他比鲁迅名气低得多的文人，被肢解为格言的问题就更严重。除了故事的叙述者之外，这些文人只剩下一具具小男子小女子的躯壳，任凭当代的爆米花观众作出“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矮油就你还圣母 整个一碧池”之类五花八门的“道德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黄金时代》的商业放映中如果引入了弹幕，效果也许不错，片中的文人确实有一种微妙的“贵圈真乱”感，可作为良好的吐槽题材。这个建议绝不是因为《黄金时代》与《小时代》同属一丘之貉：只是在这样一部配乐基本只在赶路时出现、即便呈现出有历史或叙事意义的意象也被温润（乃至隐晦）处理的电影里，如果不给观众找点乐子，观众是坐不住三个小时的。

那么，如何拯救这部电影最根本的弱项？答案也许有一个：笔。让角色拿起笔来，这样的《黄金时代》才能在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挖掘电影内容的观众面前，呈现出一个除了风花雪月之外还有盼头的景象。《黄金时代》里的写作成分，应该像骑马之于《成吉思汗》、恋爱之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挖洞之于《鼹鼠的故事》一样突出而显著，不但要拍出写作在角色生活中相应的比重，更要拍出写作在角色生活中作为“意义来源”的地位。然而，《黄金时代》里的写作却只有寥寥几个剪影，就好像不允许演员在《成吉思汗》里骑马、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恋爱、在《鼹鼠的故事》里挖洞一样。这样的一部电影，虽然在创作与制作过程中诚意满满，却很难引人注目。

当然，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把历史拍出来，或许能拯救相对沉闷的个人传记，毕竟那是一段复杂而激烈的历史。然而，如果碰这个钉子，主创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是在作死还是在盘活了。也许有人说：这部戏就是要懂历史的人来看，才明白，才好。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观众可以做到对片中主要人物的作品和历史脉络了然于心，那么他/她恐怕也无法从这部片中得到多少启迪，也很难觉得这部片子很有吸引力，顶多只是觉得“终于有人把这段故事拍出来了”而已。传记片这种题材，有时候太明白了，反而不是很好。

而历史的问题，也正与我们对《黄金时代》的结论密切相关。也许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把这段历史从影像记忆里慢慢剥离，以至于当我们重新捡起的时候，即便怀着最大的诚心、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复原出一个具体而形象、唯独缺少了生气的标本？以《黄金时代》的内容与制作素质，这应该是一个扎实的开始。但很遗憾的是，很多人已经把这部电影的出现视为一种草草的结束——正如上文所说的，“终于有人把这段故事拍出来了”。在对萧红那段充满了所谓“逆向性自主选择”（片中台词如此）的“黄金时代”发表完一点出于道义的感慨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观众们的心里，也出于不同的动机，作出了自己未必逆向、但多少有点倔强的选择，继续投入到暌违三个小时的、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当中。

这丝毫谈不上是许鞍华导演和李樯编剧的失败，但无疑是《黄金时代》作为“这样”一部电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