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0届英联邦运动会在今年7月23日开幕之后，用一系列轻松有趣的新闻，将国际媒体的视线再度吸引到这片即将面临历史性时刻的土地上。这厢是高挂苏格兰格子裙、用苏格兰梗犬代替旗手，在开幕式上大打苏格兰风情牌，那厢则是王室贵胄自女王以下全员出动，各界艺人大展身手，一时间好不热闹，也让很多非英联邦的旁观者第一次对这场冷门的运动会产生兴趣。虽然有博尔特失言指责赛事组织糟糕的小插曲，但本届英联邦运动会从开幕到8月3日闭幕之间小惊喜不断，又基本没有严重丑闻，在英国与国际媒体间的反响都比较正面，与引发不少争议的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这更多的是对中国媒体而言）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相比，确实堪称大获成功。

然而，在赛会歌舞升平的背后，其实处处可见政治的身影。本届英联邦运动会不但折射了当前的政治局势，其本身甚至就承载了一定的政治价值。开幕式上约翰·巴罗曼与一名男性舞者的亲吻传达出尊重同性恋人群的开放理念，而马来西亚代表团在入场式也佩戴黑纱，表达对MH17空难中英联邦遇难者的哀悼。以上两条颇为政治正确的暗喻甫一出现便遭到了异议：人权组织在社交网络上指出，英联邦53个主权成员国中有42个仍然认定同性恋有罪，同性恋社群的人权问题仍然紧迫，形势绝非开幕式表现的那样一片大好；而一些马来西亚的政治与宗教界人物则指出，开幕式中安排的梗犬对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代表团可能构成侮辱。围绕着这场英联邦各国时隔四年欢聚一堂的大会，有关多元价值与开放社会的辩论也和妙趣横生的开幕式一样盛况空前。

但比起这些，英联邦运动会上最吸引眼球的议题显然还是苏格兰的未来。毕竟在现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暨苏格兰民族党领袖阿历克斯·萨尔蒙德的推动下，英国政府与苏格兰地方政府于2012年签署了《爱丁堡协定》，预定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地区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要终结与英格兰持续300年的联合、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在距离公投只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的七月下旬举办的这场关乎英国国家尊严的运动会，势必会对苏格兰的民意产生一定影响。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本次格拉斯哥运动会截至目前，堪称近年来反响最正面的大型国际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其成功已无需赘言。但本次运动会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即便这届运动会取得了成功，其对苏格兰民意带来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在格拉斯哥举办一届成功的英联邦运动会，到底是彰显了英联邦的兼收并蓄和不列颠的大国气度，还是体现了苏格兰当地的特有价值？这无疑为“统独”两派的政治造势留下了空间：盛会对民意的影响几许，全看宣传手段如何。

“苏格兰范儿”：为什么不是英伦风？

在赛会的组织和衍生的新闻当中，评论界的有心人已经读出了不少含沙射影的政治信息来。

从“独派”的角度来看，高挂开司米裙、用梗犬代替领队举牌手、乃至苏格兰民族文学家瓦尔特·司各特的诗作，开幕式中铺天盖地而来的苏格兰本土文化符号便未尝不可视为一场发生在苏格兰传统与不列颠价值之间的前哨战。而首席部长萨尔蒙德在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说当中，也强调格拉斯哥是一座“自由之城”，标榜了走出殖民帝国过去、迈向和平共荣未来的愿景，这被一些评论者视为对格拉斯哥地区“独派”势力的鼓舞：毕竟格拉斯哥在各大机构的民调中都被视为“独派”最大的根据地。由“独派”首脑萨尔蒙德亲自给予“独派”之乡以“自由”的赞誉，更迂回地表达了对英帝国过去辉煌的反思乃至修正，巧妙回应了名为“在一起更好”的“统派”宣传活动：独立之后，我们是朋友，同在一个继承了“帝国”荣光的联邦内，统一不统一又有什么关系呢？萨尔蒙德的此番表态，难免令人听出弦外之音。

“统派”对此也毫不示弱。女王偕王室主要成员悉数登场，首相卡梅伦则在记者面前表示本届运动会“很有不列颠风范”，明确重申了对苏格兰的主权。开幕式上皇家空军“红箭”飞行表演队画出象征不列颠联合的红蓝白三色尾云，在以蓝白色圣安德鲁斯旗为主的苏格兰地区也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而不断在赛会期间爆出的王室抢镜事件，虽然只是博人一笑的花边消息，但是否也是一张英国王室的温情牌，意在用平易近人的形象唤回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归属感？这背后有没有潜在的政治考虑，暂时也不得而知。

以上政治讯息背后有颇多不明之处，并不能用来断言“统独”双方都在赛会期间处心积虑、摩拳擦掌（至少萨尔蒙德在开幕前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对媒体默认，民族党不会在赛会上借题发挥、推销独立议题），但从这些事件引发的物议中，并非不能看出一些苏格兰独立的关键问题点。有趣的是，这也已经不是体育竞技第一次与苏格兰独立议题互相干涉了：在此之前，最为著名的可能是今年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乌拉圭的比赛中，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观众与乌拉圭球迷一起摇旗呐喊，只是他手中挥舞的是一面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旗。这一场景在被电视媒体拍到之后，在社交网络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时间和英格兰队的糟糕表现一道成为话题。而在同样颇有影响力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上，苏格兰首席部长萨尔蒙德挥舞圣安德鲁斯旗为来自苏格兰的网球名将安迪·穆雷助威呐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图为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在乌拉圭球迷当中挥舞苏格兰旗帜的球迷。根据英国媒体调查，此人曾在南安普顿某汽车厂工作，但来自苏格兰。来源：卫报）

安迪·穆雷参加温网比赛的观众席上，苏格兰首席部长（前右）手持苏格兰旗帜在卡梅伦首相（前左）背后挥舞助威。来源：每日电讯报。 

在一系列体育与政治交错的新闻事件中，外界对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不断加深：萨尔蒙德为苏格兰出身的穆雷挥舞圣安德鲁斯旗虽然并无大错，但未免有与英国争夺穆雷归属之嫌；至于在世界杯看台上向全世界媒体发泄对英格兰的敌意，则低劣得令人不齿。也难怪有这样的看法：在苏格兰的场合之下，民族主义就是反英主义。

这个论断也许有失武断，但乍一听颇合乎直觉：至少，所谓“苏格兰范儿”在《勇敢的心》和无数网络冷笑话的渲染之下，已经被贴上了反英、易怒的标签，正如最近因为不断曝出的名流同性恋取向而被网民封为“腐国”的英国一样（名流频频出柜，显然是对去年承认同性婚姻法案的积极回应）。然而，这样的简单观点顶多只能解释本次苏格兰独立的一小部分原因，而过度追溯苏格兰的所谓民族血泪史，恐怕基本无助于理解苏格兰独立运动更深刻、更重要的社会根源；虽然在独立问题上，苏格兰民族主义叙事一定会追求自身不同于不列颠民族主义的独特认同，但这种认同并不一定非要建构在近代以前的辽远历史之上。

也许这一个问题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什么是“苏格兰范儿”？而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种“苏格兰范儿”，它又怎样才能自绝于“英伦风”？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一段比较久远的历史，但只要对这段历史稍加了解，就能看出要理解苏格兰的问题，恐怕不应把悠久的血泪家史太当真。

罗伯特·布鲁斯的九月十八日？

首先应当承认，在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上千年的恩怨情仇当中，确实有不少可以提炼为民族主义叙事的历史素材。就在因为《勇敢的心》（梅尔·吉布森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而大红大紫的威廉·华莱士起义之后，罗伯特·布鲁斯于1314年在班诺克本击败了英格兰王爱德华二世（今年正好是这场战役700周年），恢复了苏格兰王国的独立地位。在这之后的苏格兰于16世纪经历了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的长老教会与天主教发生冲突、又必须面对来自由国教会主导的英格兰来自南方的威胁，外加上英国内战、斯图亚特复辟、光荣革命，苏格兰地区的战乱断断续续，直到1745年才告一段落。在这一年，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觊觎者在苏格兰煽动高地氏族叛乱，在库洛登战役中惨败于英军手下；而苏格兰人以阔剑长裙的装束英勇冲向英格兰燧发枪列兵的场景，则被民族主义者视为民族史上悲壮的一页，也有可能是开司米裙成为苏格兰文化符号的开端。进入18世纪后半期，来自英格兰的农业与工业革命不断地冲击着苏格兰传统的农牧社会，尤其是在高地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强制与非强制迁徙，都被视为英格兰人压迫苏格兰人的“恶政”。

如果根据以上历史叙述来理解9月18日的独立公投，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苏格兰独立运动是一种反英传统的复辟。正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讲述拿破仑三世利用宏观政治经济格局的混乱和民众的心理复辟了拿破仑帝国一样，这样的反英民族主义复辟也可称为“罗伯特·布鲁斯的九月十八日”了。但这样的理解首先预设了一种纯粹的、而且拥有广泛政治影响的反英情绪：而无论是对照历史事实、还是考察苏格兰的民情民意，都很难为这种广泛而纯粹的反英情绪找到立足点。在1707年之前，苏格兰地区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矛盾，而是天主教与反天主教势力的矛盾；在1745年悲壮的战役当中，站在高地叛军对立面的英军其实就得到了不少苏格兰人的支持，对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族的憎恨显然盖过了民族情感，也是苏格兰16到17世纪宗教改革与政治动荡的最后一道余波。而在政治与社会格局逐渐稳定的18世纪后期，苏格兰人快速融入了日新月异的英国殖民与贸易体系，作为一个族群非但没有受到彻底的虐待（虽仍存在社会歧视，且失去了历史悠久的苏格兰议会），反而在不列颠迈向日不落帝国的道路上飞黄腾达。英国东印度公司对高素质的苏格兰人才如饥似渴，以至于瓦尔特·司各特感慨印度已经成为“苏格兰人的储粮箱”，寄托了整个苏格兰中产阶级的希望与财富；而以《友谊地久天长》闻名、一生致力于整理苏格兰本地文化的民族诗人罗伯特·伯恩斯，年轻时也曾在英属牙买加的种植园里担任簿记。在驻扎有英国军队的爱丁堡城堡内，三座近代军事主题的博物馆内都陈列了18世纪以来苏格兰军人立下的汗马功劳，迈索尔提普苏丹的头盔、拿破仑麾下部队的军旗、英法联军缴获的中国屏风，所谓“高地勇士”的荣耀看似在1745年的库洛登战场上折戟沉沙，却又被效忠于英国的苏格兰人（也正是他们积极参与了对高地詹姆士党叛乱的弹压）发扬光大。

 油画《细红线》，浪漫化地表现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苏格兰步兵大破俄罗斯哥萨克骑兵冲锋的场景。摄于爱丁堡城堡内的苏格兰战争博物馆。

正是因为英国的全球霸权为苏格兰军人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才成功在全世界打出了高地勇士的名声，创造出蜚声海外的民族文化符号。至于发生在苏格兰高地的一系列迁迁徙运动，也远非什么“种族清洗”：早期的强制迁徙有一些防御詹姆士党的“迁界禁海”意味，而后来的迁徙则意味着人口与资源从传统高地农村向新兴工商业城镇和集约化农场的集中，是不列颠早期工业社会萌芽阶段的一个残酷过程。而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上的考虑，推动高地迁徙的人当中，有不少恰恰是愿意与新生的不列颠政权和不列颠经济体系合作的苏格兰人。苏格兰因此早早地登上了通往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列车，顺着不列颠的轨道一路向前，半自发地将自己的过去抛到脑后。

苏格兰人很快在日新月异而血泪斑斑的不列颠工业社会里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帮助不列颠成功打造日不落帝国之后，海外的苏格兰人迅速转变角色，从勇猛的急先锋变为成熟的管理者。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约三分之一的英国殖民地总督由苏格兰人担任，而苏格兰发达的教育更为不列颠培养出大批训练有素的官僚、军人、医生、会计、律师、工程师、银行家、外交官，是支撑起整个殖民官僚体系的中流砥柱；而苏格兰中部的格拉斯哥，也成为连接英国本土与海外殖民地的主要口岸，堪称四海通衢（萨尔蒙德却在开幕式上出于“反帝”立场赞扬格拉斯哥为“自由之城”，颇有沧海桑田之意味）。在这一时期，随着汉诺威王朝的稳定、滑铁卢战役的胜利、1822年乔治四世作为联合王国君主对苏格兰的首次访问、维多利亚时代高涨的帝国荣誉感、苏格兰经济与不列颠工业资本主义的高度统合、以及19世纪末欧洲军备竞赛和爱国主义的增长，原本杂糅了英伦三国的大不列颠民族认同蒸蒸日上。

以不列颠民族主义为基础，苏格兰民族文化在19世纪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基于近代文学理论与思想的梳理和再创造：其中既有罗伯特·伯恩斯收集整理苏格兰本地民歌的努力（比如《友谊地久天长》），也有司各特寻找象征着苏格兰王权的国家重宝（包括王冠、宝剑等）的努力。虽然在现在被赋予了本土主义的价值，但他们的成果在当时只是丰富了不列颠的民族意象，通过赞颂苏格兰独特的文化来凸显英国“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被后世苏格兰人奉为文豪的司各特，在19世纪初期是一个诚挚的不列颠爱国者，靠写作英国历史小说闻名，还曾一手操办1822年乔治四世对苏格兰的访问；虽然后世学者怀疑伯恩斯可能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压迫才不得不伪装成爱国者，但这位曾抨击1707年联合法案的诗人确实留下了一些不列颠爱国主义的诗句。无论如何，19世纪的苏格兰几乎完全被“统派”支配，而这一时期里对苏格兰价值的建构，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构筑不列颠民族大厦的砖瓦。

位于爱丁堡的司各特纪念塔。司各特在苏格兰本土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著，堪称苏格兰的国民作家。来源：维基百科。

如果忽略这一段苏格兰-不列颠认同不断强化的纠结岁月，激进民族主义的叙事可能会呈现出一个类似波兰、捷克民族主义叙事中所描绘的那种枷锁在背、苦大仇深的形象：但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虽然苏格兰确实严重丧失本地自治的能力，但苏格兰人在英帝国体系内扮演的历史角色是积极而活跃的，近代的苏格兰人（这并不包括那些被赶出高地牧场的贫民）也乐于接受不列颠的民族认同。如果说别的民族国家是遭受帝国当局官僚化、工业化的侵袭而失去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自主（姑且不论这种自主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那么苏格兰至少在被英帝国剥夺自主权的同时，找到了一条与其共生的道路，从而在这条曲线合作的道路上辞旧迎新，革除了濒临崩溃的传统农牧社会，大体平稳地融入了这个发达而强盛的殖民帝国；而这种高度的融合，也基本奠定了19世纪以来苏格兰经济社会的格局。对于深谙与帝国政府共处之道的苏格兰社会来说，过度强调基于反英主义的民族主义叙事显然有乖史实，也很难在当代苏格兰社会产生直接共鸣。 相比之下，在英联邦运动会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列颠与苏格兰认同难解难分、交相错杂的气氛，比较接近近代苏格兰社会的状态。

近代苏格兰与中古苏格兰在社会背景上形同长江后浪推前浪，前者对后者的情感牵挂也因此是疏离的。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就算反英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宣传能够燃起少数人心中的热情，但对于能够从不列颠分一杯羹、且对不列颠同样怀有感情的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独立、乃至基本的权力下放议题直到20世纪都是荒诞不经的。而以高度不列颠化（也就是近代化）的19世纪为历史前提，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历史，也就是苏格兰人在不列颠-苏格兰社会中逐渐心灰意冷，从而试图重新塑造本土价值、“找回自我”、最终与不列颠分道扬镳的历史。而如果不能理解苏格兰民族主义深刻的近代性，便没有办法从19世纪出发，触及苏格兰在20世纪的历史记忆。

苏格兰从哪里来：苏格兰当代史的史前史

当代的苏格兰独立运动不是从悠久的历史中，而是从联合王国在20世纪早期的社会格局中发展起来的。

1912年4月11日，出自自由党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提出爱尔兰本地自治法案，主张响应爱尔兰当地政治团体的诉求，在爱尔兰设立自治的地方议会。这一规划虽然因为一战和爱尔兰独立战争的先后爆发而未能收效，却让当时的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看到在英帝国框架下实现更大自主权的可能，在知识界催生了早期的分离主义团体。分离主义者们在一战与1929年大萧条之后初步组织起来，促成苏格兰民族党在1934年成立，但当时的民族党既没有群众基础，也缺乏政治影响力，更未明确提出独立议题（虽然从民族党创立时起，独立主张就基本没有消失过），而是以比较温和的开设议会、本地自治为最基本诉求。在紧随其后的二战当中，全英国再度空前团结起来，分权自治继续受到搁置；就这样直到1950年代的战后重建时期，由于两次大战在全英鼓动起爱国主义热潮，民族党显得形单影只，在选举中一直没有太大起色。1955年党内一度爆发了一次分裂，一群年轻的党员因为对民族党持续低迷的处境感到不满而试图另起炉灶，虽然最终未能对民族党产生较大影响，却可谓昭示了民族党“触底”的尴尬处境。

然而世界形势浩浩汤汤，随着冷战的展开、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兴起、雅尔塔体系的嬗变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最终失败，反纳粹、反侵略的爱国主义逐渐退潮，不列颠殖民帝国也逐渐萎缩。在这一大背景下，一向擅长在英帝国体系中寻找增长潜力的苏格兰人，终于再也无法从不列颠旗下找到更多机会，“不列颠”不再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概念——这为民族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以1967年温妮·艾文成为第一位长期担任英国国会议员的民族党人士为契机，民族党开始在苏格兰政界崭露头角，茁壮成长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阵营，本土主义正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立场。

而早在民族党在政坛崛起之前，文艺界就已经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爱尔兰文学所谓“凯尔特文艺复兴”的带动下，苏格兰文学界涌现出一批本土诗人、作家与艺术家，经历了一次“苏格兰文艺复兴”。在20年代，以诗人休·麦克迪亚米德用自创之“合成苏格兰语”作诗的创举为首，方言写作成为文学界的风尚；苏格兰高地古老语言——盖尔语的诗作也有所复苏（这种语言至今在苏格兰仅数万人使用）。进入三十年代，一批小说家接过“文艺复兴”的火种，开辟了不强求以方言写作、但重点关注政治与社会议题的风格，使苏格兰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具有强烈本土面向的行文中增添了严肃的思考与人文关怀；在这一时期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等当时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价值也灌注到苏格兰文学与艺术当中，为被文学界唤起的苏格兰传统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套用霍布斯鲍姆的理论，苏格兰民族文化的传统可谓被“重新发明”了。瓦尔特·司各特在19世纪建立的旧苏格兰文化符号体系，又在一群追求进步与解放的20世纪文化人手中得到了新的、不那么“英伦风”的诠释。 

被文化界重新发明的苏格兰民族价值很快在民族党的身上找到了政治化的途径：那便是将民族文化符号的再生产，转变为苏格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再生产。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在战后苏格兰社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随着殖民经济的萎缩乃至崩溃，苏格兰越来越倚重其源自维多利亚时代的炼钢、造船等重工业，苏格兰工人与工会的立场越来越强，苏格兰民意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对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支持非常坚决；同时，人口相对稀少、且较少吸引外来移民的苏格兰地区，也比较免疫保守党一国保守主义路线的笼络，投票取向比较“根红苗正”。在这一效应的推动之下，1970年爱德华·希思带领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却在苏格兰被工党击败，成为第一任赢得西敏寺却输掉苏格兰的保守党首相，保守党从此走上与苏格兰渐行渐远的道路。

顺应这一社会趋势，对分权自治乃至独立怀有期许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编排苏格兰民族史的叙述：基于封建氏族传统、强调分权的中古苏格兰议会被蒙上共和主义色彩，而一份发布于1496年的、规定苏格兰领主家庭必须讲子嗣送进语法学校接受教育的法案，被郑重其事地宣扬为苏格兰悠久公立教育传统的起源（虽然18世纪以来的苏格兰教育系统很难与中世纪晚期的教育相提并论）。就连苏格兰“丧权辱国”的缘由，也蒙上了一点金融资本主义色彩：根据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立博物馆的叙述（国立博物馆的苏格兰社会史陈列在立场上属“独派”），在经受整个17世纪的战乱之后，谋求挽回损失的苏格兰早期资产阶级在1699年将目光投向了一项名为“达利安征服”的殖民计划。苏格兰投资者为此注入了相当于全苏格兰四分之一以上的商业资本，但因为低估了投资风险，且错估了英格兰方面扶持苏格兰商业扩张的决心，“达利安征服”血本无归。苏格兰就此失去了对抗英格兰霸权的最后一点气力，不得不在1707年为挽救经济失败而牺牲议会主权（如果联系之前提到的高地迁徙运动，不难想象“来自英格兰的民族压迫”和“来自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剥削”在苏格兰近代史中的界限有多么模糊）。在经历不列颠民族认同和战后左倾思想的洗礼以后，这一当代版本的民族主义叙事，已经和《勇敢的心》中暴力反英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苏格兰人的王国”展览中关于“达利安征服”的描述。文中可见，苏格兰殖民计划的失败被认为与英格兰政府的猜忌有关。

至此，经过了一波三折，当代苏格兰的社会风貌才基本形成：一个拥有深厚重工业基础的经济体系，总体左倾的政治观点，和一整套在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下被重新发明、并以艺术形式得到传播的民族符号体系。这个现代的苏格兰社会，第一次体现出惊人的分离主义能量：在1979年由工党政府授权的权力下放公投当中，52%的投票者选择赞成。然而，由于公投事先设定有“赞成者必须超过整个选民人群的40%”，而52%的支持率若乘以选民投票率则不足40%，使得这一次公投折戟沉沙，成为分离主义者念念不忘的会稽之耻。不过，这些发生在60到70年代、在80年代前夕成型的社会变革，也只是为近15年来苏格兰的政治风云提供了先期准备，而非其直接原因。在2014年达到巅峰的独立运动，其根源才刚刚开始。

苏格兰向左，英国向右

在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奉行保就业的战后共识、主张建设福利国家的工党卡拉翰政府面对财政枯竭、失业高企、通胀严重的经济困局，逐渐失去了英国各界的信任。在1978年“不满的冬天”过去之后，卡拉翰政府未能通过下议院的不信任动议而下台，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紧随其后的大选中大获全胜，开启了极富争议的“铁娘子”时代。在任内，撒切尔夫人虽然为全英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但其对苏格兰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情结的处置却仿佛火上浇油，将不列颠的统一从动摇的处境慢慢推向危险的地步。

去年离世的撒切尔夫人对苏格兰影响有多大？有观察家不无讽刺地指出：撒切尔对当代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贡献度，甚至远高于威廉·华莱士。苏格兰人怎么看撒切尔夫人？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民族-社会史陈列中，布展方专门在一块展板上印出了一张撒切尔夫人长耳獠牙、嗜血如命的讽刺漫画，还颇具敌意地摘录了她曾经针对苏格兰的言论：“我们伟大的英格兰人民，已经对苏格兰人仁至义尽。”即便撒切尔已经在利兹酒店的套间里病逝，苏格兰本土主义者对她的敌意仍未消退。这敌意并非无缘无故：撒切尔政府雷厉风行的工会政策和大刀阔斧的财政紧缩几乎在一夜之间扼杀了苏格兰低地的工业经济，使得1979年到1981年间有五分之一的苏格兰劳动力失业；而撒切尔对苏格兰本土主义的严厉态度令相对温和的权力下放提案也被否决，令本土主义者对与伦敦交涉的温和手段逐渐失去耐心。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苏格兰人的王国”展览中关于北海油田的展板。左上为苏格兰民族党就北海石油问题丑化撒切尔的宣传画，中间的展板上写有撒切尔在1990年的表态：“我们伟大的英格兰人民，已经对苏格兰人仁至义尽。”

与之相对的，80年代的苏格兰也并不只有坏消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海油田的发现与开采为苏格兰经济创造了一个新的增长极，也对苏格兰“独派”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民族党主席萨尔蒙德，在当时就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北海油田的早期开发。苏格兰本土主义者根据大陆架原则将大多数北海油田划为苏格兰所有，这一“圈海”行为虽然被撒切尔夫人一笑置之，却成为苏格兰独立运动的一根重要导火线。这是因为北海油田的开发解答了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极度依赖英格兰市场的苏格兰工业经济，如何在独立后确保经济自力更生？

北海油田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独派”把目光投向一海之隔的“老革命”挪威：同样是从经济更发达的丹麦独立出去，挪威通过开发油气资源积攒原始资本，又振兴造船业与服务业，建立了繁荣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的完善福利制度，符合民族党的左翼路线，也对认同左翼价值的苏格兰选民颇具吸引力。挪威与苏格兰隔北海相望，无论在历史脉络还是在产业结构上都有颇多相似之处，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而利用油气资源实现经济自主的方案，很快便成为“独派”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构想后来直接成为萨尔蒙德对苏格兰独立后经济建设规划的核心，即利用北海油田的有限收益（北海油田在数十年内就会枯竭）投资一个长期基金，用金融理财手段把短期财富化为长期资本，支持苏格兰经济的长远发展。这当然是后话，却足见北海油田在分离主义者心目中的重要性。

虽然北海油田刺激了分离主义者对苏格兰独立后愿景的想象，但80年代的本土主义潮流仍然不太把独立当回事。1989年由苏格兰政界人士组成、旨在向撒切尔政府呼吁权力下放的苏格兰宪制会议当中，组建地方议会仍然是第一议题，而主张独立的民族党被边缘化了。当请愿也行不通的时候，苏格兰人能够抗衡撒切尔、抗衡撒切尔主义的唯一武器，似乎只剩下手中的选票。但只有区区五百万人的苏格兰虽然占据了联合王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在选举中却丝毫无法撼动保守党在英格兰中南部地区的巨大优势，难以指望西敏寺方面（哪怕是一贯怀柔苏格兰的工党政府）对苏格兰回馈以更倾向于福利主义的政策；而面对在90年代不断增长的压力，托尼·布莱尔许诺虽然在1997年大选胜利后授权苏格兰就权力下放问题公投表决，并于1998年通过《苏格兰法案》在苏格兰开设有一定立法权的地方议会，但在关键的税收与金融议题上，英国政府只授权苏格兰当局以英国所得税税率为基准浮动3%，还就苏格兰的货币政策施加诸多限制，对提倡福利主义道路的左派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十分依赖苏格兰票仓的工党，无论在拉拢当地左倾民意方面，还是在怀柔本土主义者方面，已经很难走得更远。

而正如苏格兰对英国的不满，英格兰对苏格兰在议会中的地位也颇有微词：既然苏格兰有自己的自治机构，凭什么苏格兰议员要来插手英格兰事务？这一问题被称为“西洛锡安问题”，在70年代被提出之后，因为1998年《苏格兰法案》的签署而成为迫在眉睫的威胁。根据联合王国的议会制传统，苏格兰各大选区一直在英国国会拥有自己的席位，这些议员虽然在西敏寺参与英国国政，却与主管苏格兰地方事务的苏格兰议会无直接关联；他们的存在似乎对英格兰施加了不对称的政治影响，“为什么要一帮苏格兰人深刻影响全英范围的政治议题，却与苏格兰本地事务毫无干系”的质疑愈演愈烈。而近年来英国关于大学学费问题的政策，便被认为是西洛锡安问题的第一次爆发：一份颇具争议的、要求英格兰地区大学增加学费的提案因为一些苏格兰议员的支持而以微弱优势通过，但苏格兰地方政府却始终维持本地大学生免费入学的政策。一来二去，岂不是一群苏格兰人设局，把英格兰坑了一把？英国政府考虑过很多对策，如设立英格兰议会、削减苏格兰席位等，但前者只是在英国议会制度中徒增冗杂机构，后者（也是目前唯一采取的实质措施）则与苏格兰对更大政治代表性（“苏格兰在英国政治中缺乏代表性”，正是民族党“独立后苏格兰更民主”宣传标语的逻辑前提）的诉求背道而驰。更有甚者，一些“独派”人士揶揄：既然你们要一个独立英格兰议会，索性我们解散英国国会，各回各家好了。这一问题作为英国议会制度内部的重大矛盾，至今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苏格兰向左、英国向右，由此成为了无法通过简单改革代议机制、强化政治代表性就能解决的深刻问题。布莱尔的权力下放本是为了防范民族党分流选票，也含有改良英国政制的长远规划，不失为以圆滑手段弥合不列颠裂痕的手段，但1998年的《苏格兰法案》显然适得其反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坑灰未冷山东乱”，苏格兰议会开设仅仅十年之后，苏格兰选民非但没有对工党投桃报李，反而对工党虚与委蛇的经济政策和陷入停滞的权力下放感到厌倦，在2007年将极度危险的民族党选为执政党。

潘多拉的盒子：苏格兰的抉择

在2006年，托尼·布莱尔因为伊拉克战争等问题，支持率跌落谷底，民族党则与绿党打出反战旗号，终于促使民族党在2007年苏格兰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工党，组建少数派政府，第一次摆脱了在野党的地位。领导民族党的萨尔蒙德雄心勃勃：他在竞选纲领中直接提出独立公投的构想，并许诺独立后的苏格兰将“更繁荣”“更公平”。

但好景不长，进入2008年，英国经济衰退，苏格兰经济也经历了苦涩的负增长，民众对经济议题的信心遭受沉重打击。不断萎缩的苏格兰经济直到2009年下半年才触底反弹，到2011年上半年时终于恢复了GDP同比正增长，进入低位企稳阶段。在这一格局下，民族党因势利导，于2011年5月的大选中大打经济牌，强调上一任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主张延续之前的政策，恢复为苏格兰选民所乐见的重视就业的方针，还为危机最严重时采取的紧缩措施表达了一些遗憾；在社会事务上，民族党主张加强治安（这是一些保守民粹政党的诉求），但对能源和移民问题则采取比较开明的理念，提倡可持续发展，与绿党的主要关切相近。凭借如此健全而切中选民要害的政策构想，民族党在大选中赢得绝对多数，拉大了与自从2010年英国大选以来日益衰颓的工党之间的距离，也由此掌握了向西敏提出独立公投议题的能力。

正巧在此时，西敏方面的权力消长也在朝着有利于民族党的方向发展。2010年大卫·卡梅伦虽然在大选中击败工党，但未能获得多数席位的保守党不得不面临1974年以来第一个无法根据简单多数制组阁的“悬峙国会”，困局直到卡梅伦与自民党达成协议、组建1945年以来英国第一个联合政府才算告一段落。不断在保守党核心价值与自民党自由主义议题之间左右周旋的卡梅伦面对如日中天的民族党，终于无法再像当年撒切尔夫人那样将“独派”议题视若无物：如果继续以高傲姿态拒绝公投提案，无异于践踏苏格兰议会的权威，恐将使民族党成为哀兵，令“独派”在苏格兰更加强大。出于如此顾虑，卡梅伦终于在2012年签署《爱丁堡协定》，冀求通过直接的政治宣传和舆论造势打垮民族党的根基。“统独”双方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斗争，也终于从程序上的讨价还价变为围绕民意的短兵相接，双方比拼的不只是政治智慧，更是对传播媒介的掌控、以及对苏格兰未来愿景的把握。

在宣传战中，民族党未必占据优势，但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在2013年11月26日，民族党发布了一份名为《苏格兰的未来》的白皮书，以漫长的篇幅论述独立后的苏格兰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理想很丰满：解决了西洛锡安问题、实现了苏格兰人民的完全自治之后，苏格兰政府将更加民主、对公民更负责任；在经济上，苏格兰拥有全世界范围的品牌价值，各项产业的生产率也都仅次于英国最发达的伦敦和东南英格兰地区，更有萨尔蒙德筹划的长期基金支持，即便不依赖石油也能繁荣发展；在社会福利政策上，苏格兰将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国家。苏格兰将拒绝英国战略核力量继续占用位于北部的军事基地，也将采取更和平的外交方针，不会走上布莱尔那样的战争道路。

民族党的规划看似连篇累牍、十分诱人，但在明眼人看来，却如同什么都没说；实际上，无论民族党的宣传攻势如何活跃，主动权似乎一直掌握在“统派”一边。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明确表示苏格兰若独立将不能使用英镑之后，苏格兰脆弱的金融机制如何生存？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是否要完全开放边界，而如果无法施加边境控制，如何管理苏格兰独立可能带来的巨大人员流动？在俄罗斯威胁日益增长的国际形势下，苏格兰是否加入北约，如果加入，又应当如何在反核与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北约方面已明确表示，不会接纳一个拒绝在境内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加入）？十分倚重皇家海军订单的苏格兰造船工业应当如何振兴（今年7月4日，伊丽莎白女王在苏格兰出席英国新航空母舰的命名仪式，恰好引发了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就连西洛锡安问题，也不可能通过独立就简单解决：2014年公投之后要等到2016年才能独立，这期间偏偏有一场2015年英国大选，苏格兰选民到底应不应该投票，而苏格兰议员到底应不应该最后一次走进西敏寺的议事堂？民族党许诺苏格兰国籍不会与英国国籍冲突，那么五百万保留英国护照的苏格兰人，会不会成为一群“离岸选民”？就算以上荒谬的状况都不发生，苏格兰独立对英国政治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苏格兰选择了独立且完全切断与英国民主制度的牵连，工党将丧失一个百万级别的大票仓，英国有可能长期落入保守党手中。如果说独立之前“苏格兰向左，英国向右”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问题，那么独立之后这个问题非但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将不列颠一刀两断，令南北双方万劫不复——苏格兰独立所制造的也许并不只是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更是“一个姓社”“一个姓资”的意识形态分裂，形成“两国两制”的吊诡格局。

2010年英国大选各选区胜负统计。 图中蓝色为保守党，红色为工党，橘黄色为自由民主党，浅黄色为SNP。来源：维基百科。

对于“统派”出于“维持现状”角度对民族党提出的质疑，“独派”并不能拿出太多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只能用直白的口号呼喊：（在公投中投下赞成票后）我们再也不用忍受保守党政府了！这有些狗急跳墙的宣传用语，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独派”在现实事务论述中的贫乏。在官方场合，去年11月发布的苏格兰独立白皮书《苏格兰的未来》并未对“统派”的质问作出明确回答，而在8月份，萨尔蒙德在电视辩论中与工党政治家、“在一起更好”“统派”联盟的领袖阿里斯泰尔·达林两度对质，虽然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但以经济见长的他未能就眼下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更多的是对白皮书中（一厢情愿的）愿景的照本宣科，乃至民粹主义的呐喊，并没有真正打开局面。在“独派”陷入现实僵局的背景下，局势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统派”一边，这可通过各方统计数据得到佐证：大多数机构组织的民调表明，截止8月中旬，已经决定在独立公投中投下赞成票的民意在35%到40%之间，而反对的则基本保持在50%上下，除非在今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突发事件造成选情意外波动，否则独派此次公投胜算已越发渺茫。

一旦独派失利，民族党将有可能进退失据，萨尔蒙德政府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再度掀起独立浪潮。至少在卡梅伦政府任期之内，苏格兰独立被“多数民意”的五指山所压，将不会对伦敦政坛造成多少影响，只消进一步下放一些经济政策上的权力就可保证相安无事。卡梅伦在2012年之所以放低姿态、签署《爱丁堡协定》，其中便有这样的盘算。然而，卡梅伦虽然对短兵相接颇有自信，但不列颠走到今天这一步，已可谓险象环生，即便在9月18日的角斗场上一时获胜，仍有大量深层问题亟待解决。苏格兰的独立以民族主义为契机，揭示的却不是什么国仇家恨、利益纠葛，而是隐藏在不列颠社会根部的深刻对立与分裂。

不列颠的分裂：英国往何处去？

1977年，在工党卡拉翰政府受困于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时，苏格兰出身的左翼理论家汤姆·奈伦发表了名作《不列颠的分裂》，提出了颇具争议的“核心-边缘”模型。根据奈伦的理论，以工业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不均匀展开，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核心”，和身为“落后国家”、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奴役的“边缘”。通过建构这一理论模型，奈伦将民族主义维度加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论述，认为在历史上主导了“边缘-核心”反抗斗争的力量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族主义。

奈伦的观点随着70年代末左翼的政坛败北而显得有些落寞，而左翼知识界也就“核心-边缘”模型展开了大讨论，一时间莫衷一是。奈伦在《不列颠的分裂》中批评英国工人阶级沾染了帝国主义的习气，从而有落入修正主义陷阱的危险，也近乎露骨地指出，所谓“不列颠爱国主义”在20世纪本质上就是基于英国作为“核心”的殖民帝国主义情结。当去殖民化如火如荼、英帝国荣光褪色之后，三百年来黏合不列颠各地区的爱国主义便会走向衰落，而保守党以“一国保守主义”路线笼络工人阶级的图谋也将随之落空。

虽然以奈伦的观点直接论证苏格兰独立运动的缘起未免有失偏颇，但从苏格兰独立运动和民族党的兴起历程来看，奈伦在70年代末所提出的问题，确实在本次公投风波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在公投大戏落幕之后还将演下去：即便“统派”在现实议题上抓住了“独派”的软肋，但这并不能掩盖“统派”愿景和“正能量”的缺失。如果说“独派”解决现实困难无能，那么“统派”在强调自身正面意义的积极宣传上也很乏力：千言万语都是“民族党骗人”“维持现状”，只不过被粉饰为更温柔的“在一起比较好”。至于留在不列颠为什么好、能有多好，“统派”拿不出什么有吸引力的意见。

“统派”政策吸引力欠奉的问题，也可以从发生在萨尔蒙德和达林之间的电视辩论中一窥端倪。在第一轮电视辩论里成功以质疑攻势击败萨尔蒙德之后，代表“统派”的达林很快在第二轮辩论中遭到萨尔蒙德的回敬：当萨尔蒙德质问达林能否提出三条振兴苏格兰地区就业的对策时，达林表现出了尴尬的迟疑和犹豫，被视为当天辩论场上“独派”对“统派”的一大打击。这种尴尬的表态与其说是站在不列颠300年经济社会传统之基础上、对苏格兰人晓以利害的劝谏，反倒和青涩的初恋表白有几分相似。在7月12日刊登于《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便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一个积极乐观的长期展望与不列颠价值的缺失，使得“统派”在苏格兰独立议题中显得既青涩又市侩。

不列颠价值在何处？也许如英联邦运动会所宣传的那样，英国横跨世界所有大洲、所有大洋的广泛影响为营造一个面向21世纪、多元包容的跨文化、跨国界集体认同提供了基础，也为不列颠赋予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新意义。但多元开放包容的新自由主义价值，也正面临着困难：正如人权组织抨击的那样，虽然英国因为最近空前包容同性恋者的气氛而被封为“腐国”，这无法掩盖英联邦国家歧视乃至迫害同性恋社群的情况——“开放包容”的“不列颠性”是否应该包容这些意见与习惯？而如果说“不列颠性”就是自由开放，那么为什么“荷兰性”不是，为什么“欧盟性”不是，为什么“独派”规划的“苏格兰性”不是？在“自由”二字从威胁到不列颠存续根基的萨尔蒙德口中说出时，作为“不列颠价值”的自由价值失去说服力，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新不列颠认同也便摇摇欲坠了。这毕竟不是一个很“英伦风”的东西。

在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对新自由主义价值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强大。这并非没有基础：早在1968年保守党政治家艾诺·鲍威尔发表“血河”演说、抨击宽松移民政策与多元文化主义时，当时被左翼认为寄托了社会进步之希望的英国工人阶级竟几乎一边倒地表示支持（这也恰恰是奈伦所批判的）。最近，英国独立党与不列颠民族党异军突起，令人嗅到一丝右翼民粹卷土重来的火药味；而卡梅伦首相更公开表示“多元文化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似乎也宣示了对一国保守主义观念的回归。一贯贴近市井俚俗趣味的《太阳报》，则在6月世界杯开幕前夕，对全英国2000多万户家庭免费发布了一份特刊，站在偏保守的立场上邀请政客与名流撰文定义“不列颠性”，大有“正本清源”之架势。与之相对的，立场偏自民党、代表中产阶级趣味的《卫报》也发布了一系列专栏文章，搬出乔治·奥威尔等自由主义名家，从个性解放的角度阐述“不列颠性”，可惜更多的也只是对既已接受自由观念的读者群照本宣科，并没有与《太阳报》产生实质性的交锋。

在世界杯前夕由《太阳报》在全英免费发放2000余万份的特刊《这是我们的英格兰》。这份特刊很快招致了《卫报》以其旗下专栏作家为主力的一通口诛笔伐。

同理，因为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如英国在欧洲一体化面前的选择、克里米亚-乌克兰危机中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动荡，近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70周年的纪念报道也难以在复杂的意识形态场域里打出爱国主义的鲜明旗帜：“敌人”在哪里？是德意志民族，欧洲大陆，还是某个践踏民主自由的“极权霸主”？此外，惨烈的一战到底是激励英国人走上战场，还是昭示了和平主义的价值？因为上述矛盾与问题的存在，媒体对一战的纪念多是或空洞、或含蓄的追忆，鲜少附带显著价值观取向，很难真的鼓舞英国社会的士气。

于是，今年夏天连续两次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契机和借题发挥的舆论宣传，或因英格兰足球队的糟糕表现而偃旗息鼓，或因讳莫如深的时局而不得不点到为止，只是进一步昭示了英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意识形态取向、不同文化背景与不同言说体系之间的割裂。而“不列颠的价值何在”也就继续成为无人言说、也无法言说的死结，不列颠分裂的风险依然存在。

也许，按照卡梅伦政府在《爱丁堡协定》中隐藏的算计，只要在短兵相接中击败分离主义者，不列颠便可保万无一失。但正如《经济学人》刊登的文章中所担忧的那样，若“独派”在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中仅以微弱劣势败北，则本次公投便只是民族党“功亏一篑”，非但不能打压“独派”势头，反而可能为下一波“再接再厉”的独立议题提供土壤。面对业已成气候的分离主义威胁，英国社会若无法消弭内在的隔阂，重塑凝聚力来源，则苏格兰独立必将成为挥之不去的幽灵，持续游荡在不列颠大地上。但凝聚力从何而来？英国社会各界至今非但没有对此问题达成共识，甚至连通向共识的对话平台也深陷阶层化、团块化泥沼（如《太阳报》对《卫报》），或彼此之间大吵大闹，或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建设性交流所必需的渠道依然欠奉。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不列颠认同感在苏格兰语境下的失语症，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缓解乃至治愈。

进入八月份，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媒体上才算出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从人见人爱的大众偶像、体育明星，到备受尊崇的JK洛林、史蒂芬霍金，英国各界名流轮番发表了希望苏格兰留在英国的言论，英国各界似乎在这个问题上空前团结起来，“统派”似乎重振了众志成城的雄风。然而，必须注意到：在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家世、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不列颠社会处处都隐藏着细微的裂痕。横亘在苏格兰与英国之间的这一条裂痕，只是因为借助了民族主义的神奇政治能量，才变得尤其明显而危险；而在统独问题上结成联盟的人，也许终有一天又会围绕着别的裂痕而剑拔弩张（比如移民、欧盟等问题）。即便苏格兰独立一时折戟，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列颠的分裂恐仍将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持续下去。